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:“中国芯”有两座大山要跨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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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】美国要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“科技冷战”?因中美贸易争端等事宜,最近科技自主创新成为国内各界激烈讨论的话题。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有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?“中国芯”路在何方?4月30日,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进行了专访。早晨的咖啡馆里客人不多,年近八旬的倪光南未选择记者建议的靠窗沙发,而是选择了靠背直直的木椅。由于过去这些年的经历,有人称倪光南是“堂吉诃德”,在被记者问到怎么看这个说法时,他喝了口咖啡,笑着用纸巾擦擦嘴说:“其实我做的是咨询、支持工作,是二线的事。”

  教训——“不要指望别人会卖给你核心技术”

  环球时报:很多资料显示,中国计算机的起步并不算晚,是这样吗?

  倪光南:上世纪50年代中科院计算所刚成立时,世界上能做大型计算机的只有美国、苏联等少数几个国家。当时我们的第一台电子管大型计算机是仿苏联的,加上机房、通风设施,一台计算机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,非常壮观。

  但是,要做比如天气预报、石油勘探等领域的研究时,我们自己的计算机不够用,所以还是要用进口计算机,这就要经过出口方严格的审查,而且出口给你的计算机不会超过我们自己计算机的水平。即使买来了,外国还会派人来看着,要求必须用于规定的用途。

  现在,我们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指标世界第一,这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。从这个例子可以知道,不要指望别人会卖给你核心技术。

  环球时报:“方舟1号”算是中国芯片的起点吗?

  倪光南:中国芯片设计业的起点很多,“方舟1号”算是之一吧。更早在1988年,我们计算所公司,就是联想前身,开始做专用芯片,称为ASIC(专用集成电路),是孙祖希研究员带着年轻人去新加坡CHATER公司的设计实验室研发的。五六年时间里借用别人的条件,我们后来一共研发了5个ASIC,用在汉卡、汉字打印机、微型机上,获得了成功。2000年,国务院印发《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》,即通常所说的18号文件,规定对软件产业征税从17%降到3%,芯片设计业视同软件产业。所以,从那以后,我们国家的芯片设计产业就快速发展起来了。芯片设计类似于软件,依赖于人类的智力,跟工业基础关系不大,我们跟国外差距不是太大。

  另一方面,在芯片制造领域,资金严重不足,没人愿意把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人才稀缺、获利周期长、失败概率比较大的高风险领域,所以,芯片制造一直没有太大起色,水平很低,甚至只能称之为“尝试”,谈不上产业。

  难点——“我们的软件,谁来第一个用?”

  环球时报:您感觉掌握芯片产业核心技术最难突破的点在哪?

  倪光南:毫无疑问,芯片的制造环节是我们的短板,它有些类似于传统产业,依赖工业基础。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穿着白大褂、在无尘环境里进行精密制造的场景,那是我们落后比较多的。芯片制造是个资金密集、人才密集、技术密集的产业,需要国家下决心,吸收社会资金进行大投入来追赶。

  同时,芯片制造跟传统产业相比也有特殊性,它的规模效益特别明显,需要大投入。比如传统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可以靠生产一两个零部件来生存,但芯片制造只有大企业才能活下去。

  以京东方为例,它属于芯片制造业的一个分支,也是在持续投入10年后才开始盈利。华为、BAT目前都还没有介入芯片制造,即使对于这样的行业巨头,单独介入芯片制造的难度还是太大,不过,他们会以某种形式参与。

  另外,“生态”建设也非常重要。芯片和操作系统构成基础,在它上面有大量软硬件构成一个体系,再发展大量应用形成对体系的支持,这就是一个“生态”。很多大的跨国公司都没有过“生态”这一关,比如Wintel(Windows+Intel)体系在PC上占统治地位,但在移动领域却被苹果和安卓打败。越没人用就越无法获得应用支持,越没有应用支持就越没人用,这是个恶性循环。“生态”一旦形成,那就是既成事实,垄断就是一种马太效应,强者愈强,垄断者地位很难被撼动。

  环球时报:面对制造和生态“两座大山”,中国芯片产业出路在哪?

  倪光南:要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和市场化引导。研发的重要性就不用说了,为什么要“市场化引导”呢?对于“生态”建设来说,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购买商业授权来兼容国际上比较通用的“生态”,但很多时候由不得你,比如Wintel “生态”是买不到的,幻想用Wintel很容易被人家一个“301调查”给搞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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